埃莱娜·费兰特写的虽然是“那不勒斯”四部曲，但它散发出的脏臭“城区”气味是我在上海棚户区或深圳城中村亲身经验、亲眼目睹过的情景。她花了很大力气写下的母女、父女、兄弟姐妹之前的家庭内部的关系，还有这些家庭（四本书的开头都会以家庭为单位来介绍书中出现的人物）同其他家庭的小圈子社会关系、还有跟意大利国家层面的政治、经济变化，以及技术发展等年代变化之间的联系，我觉得可以和杨本芬的女性三部曲（我读了第一部《秋园》）放在一起读……因为她们共有的底色都是贫穷与暴力，而底色前景中的主人公都是女性。
四部曲是按照主人公的年龄阶段来推进的：童年及青春期、青年、中年、老年，在每个阶段，Elena都会刷新对财富的理解：小时候，财富是童话里描写的堆成山的金子、亮晶晶的宝石，是写一本像《小妇人》的书就能发财；后来变成电视机、跑车、衣服、鞋子、首饰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再后来变成现金，可以用来买课本、补牙、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然后还有超越金钱的更抽象的财富——世代积累的地位，不可逾越的等级；再到莉拉通过学习计算机，借助技术价值创造新的金钱和等级。但两个女性努力克服贫困、远离贫困的过程每一步都伴随着暴力——除了显而易见的男性以及男权社会对她们的暴力，还有两人相互较劲的死亡驱力隐含却尖锐地指向对方（按拉康精神分析-女性享乐的客体小a来填补原生缺失），竞争的火药味弥漫在书页间，每行字都像要擦枪走火燃起硝烟。
而对我来说，我的父亲就是贫穷与暴力的代名词。贫穷不仅是物质的，也是情感的。
作家或多或少都无法拒绝在写作中探讨写作这一元命题的吸引力。保罗·奥斯特笔下的书在书里也是由书里的角色写的，四部曲的「执笔者」Elena跟作者本人的笔名同名。
在书中，Elena之所以写下自己和莉拉的故事，是由一股积累了大半辈子的怨气推动的。为了违抗莉拉要把自己所有痕迹抹除的意愿和行动，“我”决定把知道的所有跟她有关的事情事无巨细地写下来，甚至把“我”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哪些是“我”亲身经历的，哪些又是别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告诉我的，都写下来了。虽然莉拉自己的笔记盒子恰恰是由“我”扔进河里的，因为“我”实在受不了了、想摆脱她的影响。一个一辈子都在莉拉引力里挣扎的人，终于在已经六十六岁的自己和从小女孩开始的所有年纪里的怨气中，把一切写下来。莉拉要抹除一切的痕迹，“我”就通过书写把一切留下来。这就是两人之间的终极战争。这场战争中记录的所有事情，都是其他很多场战争。这四本书就是两个女性之间战争的战争。
小彩蛋：Elena对自己的写作练习也是用的笔记卡片法哦！
那不勒斯方言-意大利语-拉丁语-希腊语，这些语言在求学途中的Elena看来是等级森严、由低往高排列的。方言是肮脏的、卑劣的、粗鄙的、下流的，意大利语是标准的普通话、如能说得准确就是优雅的代名词拉丁语象征着优良的教育，而希腊语更高深。然而实际上，方言的地位却不止如此。
已在比萨订婚的Elena回那不勒斯时，在一直帮助她的小学老师奥利维耶罗的遗物包裹中发现了莉拉小时候写的《蓝色仙女》，重读这本小册子，Elena才震惊地意识到自己新发表的、人生中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小说的核心力量恰恰来源于它。正是因为这个发现，她才下定决心放下对莉拉的「恨」去找她。路上，Elena换乘了三次公交，在挤满了人和汗臭的车厢里，她必须用响亮、熟练、不堪入耳的方言辱骂性骚扰她的男乘客才能抵达目的地。这是她从小就熟悉的惯例。运用语言的暴力是自卫的必要手段。这让我想起我曾采访过的一位生活在重庆的当代艺术从业女性，她说她必须对”棒棒“（重庆话对底层民工的蔑称）撂狠话、骂他们，他们才会把她当回事；如果对他们很客气，他们反而就会变本加厉地骚扰她。
Elena是在莉拉养了儿子之后才开始把目光从她身边的同龄女性身上分出了一些给除了她母亲之外的上一辈女性。莉拉的母亲三十多岁就当了外祖母，这让一直觉得还「年轻」的我自己非常震撼。虽然这并非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信息，但正好活到了这个年纪，这个信息对于我的意味就非同往常了。（掐指一算，我竟然可以说比二十出头的女生大十几岁了……）我的一个同龄女友以两个孩子母亲的身份劝告我「一个人应该遵循在什么年纪做什么事情」。如果说现在三十多岁还是可以在城市被视为高龄但也正常的育龄，那么书中这个那不勒斯城区里女性的「应该年龄」比我们早了整整一代！而这也是《秋园》中的女性「应该」年龄。我们是否可以说，生命的迭代速率减慢了？
秋园接受婚事的时候只有十三岁，她说她想继续读书，未来的丈夫答应了她，但却没有兑现；我妈妈三十岁生我，但当时她其实已经在夜校考了七门课，再考七门课她就可以成为大学毕业生了。她开玩笑说自己没有摒牢，如果不恋爱结婚，自己就可以有大学文凭。她孕期身体反应剧烈，而且我爸很不乐见她读书，酸涩地质问她为什么想要比他好…小鸡肚肠的男人！妈妈当时很不理解，觉得老婆好不就是你好不就是家里好吗？但她还是放弃了。妈妈一直是以高中学历领工资、评职称，而当时一道上夜校的同学里，有两个后来拿了文凭，她们可以领更高的工资、评更高的职称，其中一个读的是法律专业，退休后还在社区做民事律师。
作为小学里最好的两名学生，奥利维耶罗老师在她们毕业的时候都力图说服双方家长让她们继续学业。Elena的父亲支持、母亲无法拒绝，但莉拉的父母非常坚决地反对。这是两人人生分叉的关键节点：莉拉困在城区，而Elena走出了社区，初中和高中的她走向那不勒斯市镇，大学去往比萨，婚后定居弗洛伦萨。每一步她都会跟莉拉的生活作比较，每一步她都会犹豫，都会往留在社区的生活倾斜，但最终她都以刻苦的学习将自己推向更远。读书成为远离城区的唯一路径，虽然这条路每走一段前方都还是黑暗的。她在读小学的时候不知道有初中，读初中的时候不知道有高中，读高中的时候不知道有大学，读大学的时候不知道后面还会发生什么。她在懈怠与用功、高分与低分之间摇摆，但最终总能以最好的成绩，在几个老师先后的帮助下踏上更高一级的阶梯。读书拉开了她与破败肮脏气味的距离，让她成为莉拉无法成为、不愿成为、渴望成为的“天才女友”。她没有莉拉耀眼的天赋，但她逐渐掌握了读书考试升学的要领，她以刻苦来弥补，以高分和学校的认可来包装自身的价值。这也成为她父亲向所有人炫耀的资本——自己的女儿是个大学生，出版了自己写的小说，还嫁给了一个年轻的教授！她通过读书实现了阶层跃迁！可在家中，Elena的父母再也无法跟她自如地、粗暴地相处，如今，女儿成了一个人物，而这让他们不知所措。女儿知道很多他们不知道的东西，他们怕一开口就说错话。这种恐惧是他们人生的基调，他们恐惧外在的世界，而在家庭这个内部世界，他们以懦弱和伤害作为生存的手段。Elena妈妈远赴比萨照顾圣诞节时生病的她，在她看来，这趟远行是母亲的毕生壮举。然而事实上，对跛脚瞎眼的妈妈来说，生每一个孩子，抚养他们，油盐酱醋，都是壮举。
我从读托儿所开始，未来的求学路就是义务制规划好的，在高考的时候全国大学也已经扩招了，大学的等级差异可能是925、一本二本与大专的差异。但诡异的是，直到我工作了十年有余，我才模糊地知道真正的象牙塔与学术世界在何处。如果说高考之前我学的都是课本知识，大多死记硬背，加上课外阅读大量小说，在表哥那里接触电子游戏和网络，暑期社会实践去多伦美术馆和上海图书馆做志愿者，那么大学里的专业课显得一无是处。辛辛苦苦考上的大学、母女省吃俭用余出的学费，得到的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在学校开课第二年，老师没有实践经验，理论课没有清晰的学术脉络，都是半吊子写的。因为一个偶然的机遇，我的大部分时间在一家私人外企工作，每天清早和深夜搭乘教师班车或公交穿梭在大学城和市区之间的遥远距离。在校的其他时间主要在计算机学院和图书馆度过。学术训练的欠缺，我后来在工作中一直自然而然地靠积极乐观渡过，直到目前的gap year与访学，才更清晰地看到这种欠缺的面积。家境贫寒让出国留学对我而言从来都不存在，我在大学就开始赚取收入，此后几乎没用过家里一分钱。这种经济上的独立是我不知不觉生存下来的成果也是动因，也让我现在敢去想象追求博士或其他专业学习与创作的可能性。
昨天有个朋友说我男朋友很odd。这个评价就一直停留在了我的脑子里。或许有人完全不介意他人的看法，比如我男朋友。但我会在意。而且这种评价延伸到了我身上，她说我可能就喜欢weirdos。这让我问自己，真的是这样吗？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虽然现场我会跟她说，或许normal people are dull。我不喜欢这种正常与异常的二元区分，但这个世界就是靠区分来运行的。
Elena很在意别人怎么看她，如果重视、称赞她，她会很高兴，更努力地迎合这些评判标准；如果忽视、贬损她，她会很难受，想要改变自己来迎合她人。我经常就是这样的，尽管我会告诉自己不要管那么多，但其实也做不到。